“互聯網金融”一詞再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自2014年算起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新聞，“互聯網金融”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已有五個年頭：

　　2014年，“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

　　2015年，回顧2014年工作時，提到“互聯網金融異軍突起”；部署2015年工作時，再次提出“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

　　2016年，“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

　　2017年，“對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

　　2018年，“健全互聯網金融監管”。

　　從最初的“促進發展”到“規范發展”再到“警惕風險”，然后是今年的“健全互聯網金融監管”，措辭變化的背后反映的是行業大環境的變遷。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這五年，經歷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新聞了爆發式增長，也見證了驟雨式整改，是時候緩口氣了。

　　Part 1

　　2014年，互聯網金融一詞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對行業意義非凡。

　　自2013年互聯網金融新業態一鳴驚人后，2014年初，市場中關于互聯網金融的態度就出現了兩極分化之勢。既有人視互聯網金融為先進金融業態的代表，也有人視互聯網金融為不守規矩的監管套利者，呼吁監管予以取締。

　　好在當時監管層對互聯網金融整體持“鼓勵創新發展、規范和完善監管”的態度。時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新聞他提到：

　　“

　　“互聯網金融對于整個金融改革、金融體系效率提高都是非常好的契機。……互聯網金融發展很快，將使百姓受益，也有利于市場競爭；另一方面，也因為發展很快，需要引起高度重視，推動其規范發展”。

　　”

　　2014年3月4日，政府工作報告出臺之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潘功勝在兩會明確表示不會取締互聯網金融，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明確這一信號，整個互金行業松了一口氣。

　　吃了政策定心丸，互聯網金融真正迎來了風口。這一年，網貸行業成立了2100多家平臺，行業成交量突破2500億元，投資人同比增長近4倍；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始大規模布局線下掃碼，股權眾籌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第一批消費金融創業平臺開始嶄露頭角……整個互金行業發生股權融資額58億元，同比實現10倍增長。

　　高速發展的同時，監管也在路上，如潘功勝所言，“互聯網金融有不同形態，風險各異，要根據風險外溢性的不同采取不同監管辦法，央行正在加以研究”。

　　2014年4月，央行發布《關于加強商業銀行與第三方支付機構合作業務管理的通知》，強調要“保護客戶資金安全和信息安全”。

　　2014年12月，《私募股權眾籌融資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和《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兩份征求意見稿相繼出臺。

　　2015年初，監管人士首次談到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原則，提到“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應堅持以無風險防范的目的出發，從保護公眾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明確紅線，堅守底線，筑好高壓線”，紅線監管的模式初步成型。

　　監管雖在路上，但也都秉持了創新監管、包容監管的總基調。2015年，互聯網金融再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仍然是鼓勵為主。如果不是后來e租寶等惡性事件的發生，互聯網金融行業可以繼續歲月靜好，肯定不是現在的局面。

　　Part 2

　　2015年6月，泛亞理財產品限制提現，在投資者群體中引發恐慌。同月，有媒體開始質疑e租寶沒有第三方資金托管、存在資金池嫌疑、債權集中度高、虛構借款人、資金去向成迷等問題。10月19日，國務院發布國發〔2015〕59號文，明確提到“當前非法集資形勢嚴峻，案件高發頻發，涉案領域增多，作案方式花樣翻新，……密切關注投資理財、非融資性擔保、P2P網絡借貸等新的高發重點領域”。12月1日，昆明等地公安機關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對泛亞事件立案偵查。12月8日，e租寶事件拉開序幕，同月，大大集團、三農資本先后出事，4家平臺涉案金額接近1500億元，在社會中引發軒然大波。

　　早在2015年7月，十部委就發布了《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7月-12月，互聯網保險、P2P、第三方支付等細分領域監管細則相繼出臺。按照政策制度的出臺周期，從確定監管框架、撰寫初稿、征求各方意見到公開發布至少要半年以上，意味著，上述制度出臺時，互聯網金融整體環境仍然是鼓勵和友好的，上述文件內容也是如此，寬松和包容為主，措辭仍然非常溫和。如《指導意見》明確提出：

　　“

　　“作為新生事物，互聯網金融既需要市場驅動，鼓勵創新，也需要政策助力，促進發展，……互聯網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興業態，要制定適度寬松的監管政策，為互聯網金融創新留有余地和空間”。

　　”

　　e租寶等惡性事件的發生，才是后來監管政策轉向的導火索，確切的時間點應該在2016年初。

　　北京走在了前面。2016年1月21日，北京市發布《進一步做好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的管理辦法》，從準入、自律監管、廣告資訊管理、專項排查等角度，明確對投資理財、非融資性擔保、P2P網絡借貸等重點領域加強風險監控，揭開了互金行業整治的序幕。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措辭有了變化，但仍然提到發展，表明監管層并未把e租寶等個案事件上升到整個行業的層面。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答記者問時也表態，“這些（互聯網金融各業態）還都是新生事物，出了事大家都希望加強監管，但究竟行業應該是什么樣的規矩，怎么樣監管還正在探索之中”。

　　事實上，各地監管機構的步調也不一致。在北京出手整治的時候，2016年1月28日，西安市發布《促進互聯網金融產業健康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快營造有利于互聯網金融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技術環境和人才環境，推動我市互聯網金融產業集聚發展、創新發展、加快發展”。

　　2016年4月，國務院組織14個部委召開電視會議，部署在全國范圍內啟動為期一年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活動。當日，央行牽頭多個部委出臺《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在這份統領性文件之下，按照“誰家孩子誰抱走”的原則，相關部委分別出臺第三方支付、P2P、股權眾籌、互聯網保險、互聯網跨界資管、互聯網金融廣告、以投資理財從事金融活動等七個子方案。

　　統一認識后，整改大幕拉開。無論如何，先要對行業摸摸底，把潛在的風險處置掉。

　　Part 3

　　隨著整改工作的推進，監管的態度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越來越嚴。從原定計劃看，2016年12月便要進入驗收和總結階段，后來這個時間點推遲至2018年6月。可見，實際摸底時發現的問題要比開始預想的嚴重很多。

　　當然，宏觀層面也出現了新的變化。

　　2015年底，中央首提供給側改革，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補”的要求。2016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重磅文章《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權威人士強調“樹不能長到天上，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增長，甚至讓老百姓儲蓄泡湯，那就要命了”，指向了系統性金融危機，抓手是去杠桿。同時，寶萬之爭開啟了險資攪動風云的序幕，也把傳統金融系統中的種種問題暴露出來。

　　當險資玩起了“短炒”的股票投資套路，便從正常的資產配置演變成在資本市場興風作浪的“妖怪”。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全年，險資在A股舉牌投資布局了120余家上市公司，引發監管機構出手整治。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一時間，防范系統性風險成為金融監管的重中之重。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措辭明顯變得異常嚴厲。2017年4月，人民日報、新華社、金融時報等官方媒體和一行三會相繼發聲，指向金融領域去杠桿，市場戲言，監管層進入比狠模式“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新聞你狠，我比你還狠，你嚴厲，我比你還嚴厲”，一度引發了A股大跌。

　　互金領域的整改，也更加嚴格。

　　6月，互金行業傳出了整改延期的消息。7月，互金整治辦下發《關于對互聯網平臺與各類交易場所合作從事違法違規業務開展清理整頓的通知》，要求“各地互聯網平臺在7月15日前停止與各類交易場所合作開展涉嫌突破政策紅線的違法違規業務的增量。同時，互聯網平臺須積極配合各類交易場所妥善化解存量違法違規業務。”

　　曖昧多時的互金大標業務走到了終點，一度引發了陸金所的債轉風波，老牌平臺紅嶺創投也隨后發布退出聲明。

　　9月，ICO新規出臺，虛擬貨幣交易所也被“趕至”海外。12月，現金貸新規出臺，這個新興的“風口”風光了短短一年便迎來了重拳。

　　當然，傳統金融機構的日子也不好過，據統計，銀監會于2017年共作出3452件行政處罰決定，其中處罰機構1877家，罰沒金額29.32億元，被稱為是“史上最嚴監管年”。

　　Part 4

　　嚴監管，很快有了效果。

　　銀監會數據顯示，2017年有100多家銀行實現主動縮表，同業資產負債自2010年以來首次收縮，同業理財同比下降3.4萬億元，交叉金融產品的野蠻生長趨于停止。在互金領域，重點整治金交所合作大標產品，重拳整治ICO和現金貸亂象，強化個人信息保護意識，加快網聯和信聯等行業基礎設施建設，整個行業環境也大為改觀。

　　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

　　“

　　“推動重大風險防范化解取得明顯進展。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風險總體可控，要標本兼治，有效消除風險隱患。……我國經濟基本面好，政策工具多，完全能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

　　控風險有了底氣，才有了“健全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措辭。對互金行業而言，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點。運動式的集中整改將成為過去，圍繞市場份額的爭奪與創新有望成為新的常態。

　　問題是，歷經暴風驟雨之后，這個行業在創新層面還能給我們帶來驚喜嗎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新聞？